10月14日，2024年國家公務員考試公告發(fā)布，招錄3.96萬人，相比去年增長7%，擴招趨勢明顯。

國考擴招的同時，公務員、事業(yè)編制縮編的新聞也時不時成為人們關注的熱點。

一些縣城不僅撤并精簡了多個行政部門，還縮減了部分事業(yè)單位的編制，有的縣編制縮減數量超過了一千個。

怎么減？

縣城編制縮減怎么減？整合機構，削減編制數量。

以最典型的山西省為例。

2020年4月，山西省確定了第一批人口小縣試點改革。今年年初，兩批6個試點縣陸續(xù)透露機構改革的成果。其中，浮山、河曲、婁煩三縣的數據較全。

改革后，這三縣的事業(yè)單位精簡，事業(yè)編制數量顯著減少。

婁煩縣的改革力度將大，事業(yè)編制銳減88.6%。浮山、河曲也減少了一半以上的事業(yè)編制，事業(yè)單位的數量更是減少超過3/4。

除了事業(yè)單位，黨政機構也推進扁平化的管理方式，整合縮編。

據統(tǒng)計，浮山、河曲、婁煩、石樓四縣的黨政機構均縮減到22個，平均減少了38%。

以河曲縣為例，該縣將水利局、扶貧辦、農業(yè)局統(tǒng)一合并為縣農業(yè)農村和水利局，簡稱為農水局；同時，縣發(fā)展和改革局、工業(yè)和信息化局、能源局以及教育科技局，也被合并為縣發(fā)展改革和科技商務局。

合并機構的同時，浮山和河曲還對科級領導職數也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削減。

相類似的，湖南、內蒙古等地的人口小縣，也開始縮減編制。

例如今年9月，青海瑪多縣公布最新的改革成果，宣布完成人口小縣機構整合試點任務，改革前的25個黨政機構被整合為20個，精簡比例達到20%。

為什么縮編

縮編，實際上是形勢所迫。

現狀之一，小縣城往往是人口外流的重地。

以浮山縣和河曲縣為例。兩地的常住人口在近十年來處于下降的趨勢，2021年分別為12.4萬人（浮山縣）、14.3萬人（河曲縣），相比2011年分別下降了11.4%和4.7%。

而在這期間，事業(yè)編制的數量并沒有縮減，換句話說，需要服務的人變少了，但服務人員數量卻還在持續(xù)增加。

若按照浮山縣2011年常住人口與改革前編制人數數量，單個編制人員需要服務的民眾數量為72人，但隨著人口外流，這一比例下降到1:63。

或許你會說，這一比例也沒有變化太多，何必要縮編呢？

因為從財政的角度來看，用人成本不低。

同樣以上述三個試點為例。

根據其2022年的公開數據，三地機關及事業(yè)單位工資福利支出占一般公共支出的比例均在25%上下，最高的浮山縣，達到31.3%。

也就是說，政府有接近三分之一的財政支出，是用于雇員的。

如果將這個比例放到全球橫向比較上，你就會發(fā)現它高得驚人。

根據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，其他國家政府部門勞動者報酬占財政支出的占比幾乎沒有高于20%的，美國為9.4%、英國為14.2%，鄰國的日本和韓國，也只有5.9%和10.1%，遠低于上述三地。

這樣高的用人成本，地方政府負擔得起嗎？

我們來看看浮山縣的債務率。

簡單來說，債務率（政府債務余額/綜合財力）這一指標可以用來衡量政府的債務壓力與償還能力。

國際上將120%作為衡量地方債務創(chuàng)收能力的警戒線。

浮山縣2022年的債務率為63.2%，遠低于國際警戒線，但如果細化到收支上，短板就暴露了。

在浮山縣，來自上級政府機構的轉移支付是綜合財力的大頭，占總收入的82.2%。如果去掉這一項，浮山縣的債務率直線上漲至355.9%，幾乎是國際警戒線的三倍。

也就是說，浮山縣很難靠自己養(yǎng)活自己。

按照這個邏輯，一旦上級政府債務余額增多，上級下達小縣的轉移支付減少，小縣償還債務的能力就變得脆弱。而整合機構、縮減編制，無疑是省錢的一條路徑。

縮編范圍會擴大嗎

那么，除了前文提到的幾個試點小縣，會有更多的城市進行縮編嗎？

畢竟，五六線城市基本都面臨著人口外流問題。

根據國家統(tǒng)計局的數據，自2010年以來，一線至四線城市的常住人口實現了不同程度的增長，但五、六線城市卻處于下降趨勢。

并且，人口流入越來越集中，流出地越來越多。

對比2010年，2020年存在人口流出的地區(qū)增加了301個，占比達到77.9%。

這些地區(qū)，供養(yǎng)規(guī)模龐大的編制人員可能都將是財政負擔。

另一方面，各地政府債務壓力都不低。

財政部數據顯示，自2017年以來，地方政府債務余額以年均16.3%的速度快速增長，遠高于同期名義經濟增速的7.8%，導致負債率攀升、債務風險不斷累積。

2022年，地方政府綜合財力受到疫情沖擊，加之持續(xù)增長的債務余額，多數地方政府債務率均有上升。

但目前除了試點試行外，全國債務較高的幾個縣域，都還沒有出現明顯縮編的跡象。

本文以2022年地方政府債務率排名前十的省份為例，根據《中國縣域統(tǒng)計年鑒2022》選出每個省份戶籍人口最多的縣級行政單位，再根據歷年公務員職位表，統(tǒng)計了近三年來這些人口大縣計劃的行政編制數量（包含機關單位、參公單位）。

數據顯示，面對債務壓力，只有天津薊州減少了公務員的招收規(guī)模，而更多的大縣甚至還擴大了招收計劃。

2023年，吉林榆樹、遼寧海城和海南文昌的行政編制相比兩年前都幾乎翻了一番。重慶合川則是從10個編制增長到50個編制，增長4倍。

由此可見，行政編制的調整還應考慮更多因素。

近年來，考公考編熱度高漲，不少人認為考上公務員、獲得編制，就能過上較為穩(wěn)妥的生活，而隨著國考繼續(xù)擴招的消息放出，參加公務員考試、編制考試競爭或許將更為激烈。

不過，小縣城的縮編發(fā)出了一個信號，即地方行政編制的調整與地方人口規(guī)模、地方政府債務率等因素息息相關，一旦地方政府需要盤活自身經濟時，縮減編制就會成為減輕行政負擔的優(yōu)先途徑，編制也就不再是一只“鐵飯碗”。盡管目前一些人口大縣尚未有縮編跡象，但在考公考編成為潮流的當下，小縣城縮編仍具有啟發(fā)意義

來源：搜狐網